宪法确定的原则就是发挥两个积极性。
在政治的逻辑中，911事件不仅仅意味着死亡，更意味着受难和羞辱。而对于战争权力决议为总统设定的使用武力的条件和期限，里根、克林顿和奥巴马都以实际行动表明，这个规定并不能约束总统的作为三军统帅的权力。
宪法规定，总统应负责使法律切实执行。(63)阿克曼希望通过这种设计，一方面使得总统仍然有可能在真正的紧急状态下得到其需要的特权，另一方面则使国会真正负担起监督和制衡的功能，确认总统是在真正的紧急状态下行使特权。在霍尔姆斯看来，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政治显然是非理性的，它经常性地突破宪法和法律的限制，诉诸人们的恐惧来进行治理。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宪法中的一些条款还授予了总统特殊的权力和职责，这些条款为行政权突破正常状态下的行政权力边界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而反恐也不仅是一场避免更多死亡的安全保障，它更是一场捍卫荣誉和尊严的战争。
例如共和党会常常指责民主党总统实行共产主义，而不会讨论某项福利政策是否真的能帮助那些最弱势的底层人民。 二、行政权扩张的宪法路径 如果说紧急状态是行政权扩张的客观原因，那么美国宪法则为行政权的扩张留下了法律上的后门。宪法也是一种特殊性质的法律，具有法律的规范性。
依宪治国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文眼，标刻了法治的高度，全文共38次提到宪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对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对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进行合宪性与合法性审查。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宪法修改。全民守法既包括对宪法法律的服从和遵守，也包括运用宪法法律维护自身权益，还包括为宪法法律的发展完善建言献策。
目前有关宪法监督的规定中，实体内容相对完善，程序性规范较少。但由于种种原因，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未正式作出过宪法解释。
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本质上是守宪法、找宪法、靠宪法。对那些因为缺乏法律法规的规定而无法得到充分保障的正当权益，也应建立公民基于宪法提出主张的程序机制。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
如果对违宪行为视而不见，或者搞下不为例，就会使宪法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使宪法所体现的党和人民意志受到动摇和践踏。《立法法》赋予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省级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规是否合宪合法的审查要求权。在案件审判中，司法机关更容易发现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是否有违法违宪的嫌疑，建立移送审查机制有助于畅通审查程序，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要求。依宪治国既包括宪法监督、宪法解释等具体制度，也包括人们对宪法怀有的真挚情感。
实践中虽有法规违法乃至违宪的情形，但上述机关尚无要求审查的实践三是宪法教育制度，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能够在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中树立法治信仰和宪法精神。
依宪治国需要具体制度予以落实，尤其需要以下六大支柱性制度。保障公民提出合法性与合宪性审查的请求权。
二是宪法宣誓制度，宣誓意味着承诺，违宪违法所违背的不仅是宪法法律的条文，也违背了自身的道德良知。《立法法》赋予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省级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规是否合宪合法的审查要求权。建立违宪责任制度，追究违宪责任。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律与道德都要发挥积极作用。保障公民的立法参与权，将征求意见和意见反馈作为所有立法活动的必经程序，有助于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健全宪法实施的公民参与机制 宪法的权威绝不是高高在上、脱离人民。
要落实这一目标，需要在现有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为提高宪法监督制度的可操作性，需要通过法律规定备案审查的标准和处理方式。
《决定》要求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如何落实？一种代表性的建议是由全国人大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明确宪法解释的权力主体与启动程序，启动方式包括依申请和依职权两种。落实宪法和《决定》的要求，既要国家机关履行好法定职责，也要赋予公民对其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渠道和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以法律体系内部的自洽、融贯为前提，宪法监督制度就是以宪法为标准，审查并处理各种规范性文件之间的矛盾冲突，保证法律秩序的统一。人大当真正启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
199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中曾提出：这次修改宪法不是作全面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有些问题今后可以采取宪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解决。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是备案审查工作的主要承担者。《立法法》进一步规定，所有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都要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接受审查。该室是法工委下设的工作机构，发现违宪或违法问题须由法工委向常委会提交审查意见报告。
对那些因为缺乏法律法规的规定而无法得到充分保障的正当权益，也应建立公民基于宪法提出主张的程序机制。建立党对重大立法活动的决策机制 建立党对重大立法活动的决策机制，是依宪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行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监督机构应当由全国人大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
宜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建立违宪责任制度，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的法治要求落实到具体规范中。一是国家宪法日制度，设立国家宪法日有助于在全社会培养更加尊重宪法的氛围，使人们更好的认知宪法。
唯有在全社会树立敬畏宪法、热爱宪法、崇尚宪法、亲近宪法的道德情操，才能真正使宪法成为国家和每个人内心的最高规则。如何启动宪法监督程序，决定了违宪违法的行为得到纠正是否充分及时有效。在案件审判中，司法机关更容易发现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是否有违法违宪的嫌疑，建立移送审查机制有助于畅通审查程序，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要求。三是完善宪法监督的启动制度。
但由于种种原因，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未正式作出过宪法解释。完善宪法监督制度 所谓宪法监督，就是由特定国家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与程序对立法、行政等权力的行使是否合宪进行审查。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对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对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进行合宪性与合法性审查。法律制定和修改的重大问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党中央报告。
实践中虽有法规违法乃至违宪的情形，但上述机关尚无要求审查的实践。落实这一要求，首先要有违反宪法的判断机制，其次要有违宪行为的责任追究和纠正机制。